“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第一个名字，流光溢彩，闪耀在璀璨的光柱上——朱光亚。
这是评委给他的颁奖词：“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
他的原话是：“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前半句，淡定，谦逊，轻描淡写。
后半句，雄壮，豪迈，奇峰突起。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件事情不寻常——
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那是改变世界的一件事！
那是让中国人从此扬眉吐气、挺直脊梁的一件事！
大音希声。少言寡语的朱光亚，一生喊过“两嗓子”——
一声回国呐喊，一声东方巨响
朱光亚是谁？
今天，这个名字万众敬仰，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一问。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翻阅中国数十年的国防科技发展史，特别是早些年，朱光亚除了他的名字以外，其余情况都不见经传。即使是在“两弹一星”元勋中，他也是被最晚解密的。
在公众场合，朱光亚也是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看到他凝重的脸色、威严的剑眉，有人说他长得像“关云长”，对他愈发感到神秘莫测。
外国人最早注意到他，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在中国新闻媒体上，钱学森、朱光亚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美国《纽约时报》因此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钱学森之后的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美国人在猜……
其实，两个名字的排序已经暗含“天机”——如果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比作一把“枪”，这两位科学家珠联璧合：钱学森是研制“枪”的，负责导弹；朱光亚是研制“弹”的，负责核武器。
“核武器，利用能自持进行的核裂变或聚变反应释放的能量，产生爆炸作用，并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效应的武器的总称。”翻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首页上这48个字的定义，就是朱光亚撰写的。
朱光亚，是中国首枚原子弹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领域公认的“众帅之帅”。
古人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辈子少言寡语的朱光亚，一生也喊过惊天动地的“两嗓子”——
一嗓子喊在大洋彼岸。1950年3月18日，52名中国留美学生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主要牵头人，便是朱光亚。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朱光亚的另“一嗓子”，不是喊出来的，而是“炸”出来的！
1964年10月16日１５时，大西北戈壁滩一道强光闪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史称“东方巨响”。
那天，在撤离试验现场时，司机驾车走错了路。当朱光亚转过身来，正好看到半空中升腾的蘑菇云，顿时潸然泪下。当晚，朱光亚在庆功宴上喝得大醉，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醉酒。
一声东方巨响，让朱光亚吐出一口憋了18年的闷气。
——1946年，国民政府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学习制造原子弹，朱光亚与李政道一起被选中。然而，他们到了美国后却获知：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国民政府承诺的50万美元研制费，也随之落空。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与我国签订的有关协定，撤走专家，我国原子弹科研项目被迫停顿。党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委托钱三强挑选一位“科学技术带头人”，钱三强推荐了朱光亚。
此时，朱光亚年仅35岁。肩负大任，他默默上路。
5年之后，他和战友们向祖国奉献一声东方巨响！
大智大勇。智在大海捞针日，勇在泰山压顶时——
一种睿智叫洞察，一种胆魄叫担当
有一次，核武器研究院开会，休会时朱光亚点燃一根香烟，吐出一连串又圆又浓又大的烟圈。身边同事十分好奇，朱光亚幽默地说，这是跟美国人学的。
鲜有人知，1952年朝鲜板门店谈判，朱光亚是志愿军停战代表团秘书处的一名翻译。当谈判陷入僵持，双方均保持沉默。美国人一支接一支吸香烟、一口接一口吐烟圈。来而不往非礼也，朱光亚也学会了抽烟和吐烟圈。
这，不啻为一种双方心理战的抗衡。然而，美方代表经常以核武器要挟，却让朱光亚如芒刺背：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1950年，朱光亚回国不久，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本小册子，售价旧币2000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两角钱。
轻飘飘的一本书，寄托着朱光亚的核弹梦。
30多年后，有人问朱光亚：“当年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朱光亚未假思索就回答：“没有资料，几乎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一次，有人送来一封信和一张图纸。信中大意是，某国上层人士一次聚会时，该国一名绅士拿出一张图纸，声称是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图，然后很神秘地迅速将图纸收了起来。有人事后凭记忆画出了这张图，传送回国。
朱光亚一瞄这张图，没有说话，呵呵一笑，然后走开了。他一眼看出，此图毫无价值，连示意图都算不上，只是一张虚张声势的宣传画！
朱光亚走开了，他走向中国人自己的路。
当时，中国核武器研制处于大海捞针般的困境中。朱光亚等人从苏联专家一份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研究起，使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相继取得重大突破。
1962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工程是否“下马”出现了争论。关键时刻，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
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后人誉为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朱光亚紧接着又成功组织机载核航弹爆炸试验和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获得了氢弹试验的成功。
历史记载着：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2个月。
在朱光亚的人生编年表上，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主持某次核试验取得成功”。然而，常人很难想象，朱光亚是如何“主持”的。
我国一共进行了40多次核试验，朱光亚曾经30多次亲临现场，早期还曾带人进入爆后坑道实地观察。爆后坑道余温犹存，放射性剂量很大，还随时伴有塌方，他们“深入虎穴”，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71年，一架携带氢弹的飞机飞临靶场上空，驾驶员连试3次都无法把氢弹投出去。作为现场最高领导，朱光亚凭着对核弹性能的深刻了解，果断指示驾驶员带弹返航。
让一架带着解除保险氢弹的飞机着陆，任何国家史无前例。万一引爆氢弹，后果不堪设想。
千钧一发之际，朱光亚毅然拍板：“带弹着陆，我负责！”
经请示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飞机安全降落，氢弹毫发未损。
大有大无。事业重如门前山，名利淡似杯中水——
计利要计国家利，留名要留集体名
业内人士都知道，朱光亚“不爱说话”是出了名的。他不接受记者采访，不写回忆录，甚至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4篇。
央视曾播出一部关于“两弹一星”研制过程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多人很奇怪：怎么没有朱光亚这个角色？
“两弹一星”元勋的传记很丰富，也唯独没有《朱光亚传》。不是没人写，而是到他那里不是被扣下来，就是因不同意发表而被退回。他总说：“先写别人吧，我的以后再说。”
解放军出版社曾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朱光亚是必写之人。报请审批时，他二话不说，提笔就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
父亲是干什么的？就连他的长子朱明远也是猜出来的。他回忆道：1967年的一天，院子里一群孩子聊天。有人突然问：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答出来。有人说，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报纸上公布核试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大伙一想，果然如此。顿时，我们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朱光亚85岁生日的时候，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主编出版了《战略科学家朱光亚》。后记里有这样充满遗憾的话：朱光亚做的工作，至今还有许多不能对外公布……
探寻朱光亚的内心世界，他不愿多说自己，并不完全出于保密考虑。
奥本海默被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朱明远也问过父亲，中国的“奥本海默”是谁？朱光亚的回答是：“应该是一群人，应该是整个集体。”
2004年12月，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命名仪式上，朱光亚说：“我很不敢当……”
遥知湖上一杯酒，能忆天涯万里人。
他忘不了中国“两弹一星”壮剧真正的“总导演”周恩来总理——
他曾专门撰文，深情回忆周总理多次细致入微的询问：弹已挂上飞机后，气象变化了怎么办？万一弹投不下来怎么办？飞机带弹返回机场时会不会意外地脱钩……他记得，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说：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
他忘不了并肩战斗的战友们——
当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有23位科学家。然而，授奖之时有7名已经与世长辞，他们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邓稼先年仅62岁就患癌症逝世。郭永怀牺牲于一次飞机失事，焦糊的遗体还紧紧抱着装有绝密资料的文件夹……
他忘不了戈壁滩上的日日夜夜——
中国核武器的摇篮新疆马兰基地，是他一生中反反复复去过最多的地方。今天，蘑菇云早就从罗布泊上空消失了。大漠深处，驻扎过试验大军的营盘成了黄羊的乐园。
前年6月，儿子朱明远问他：“您还想去马兰吗？”躺在病床上的朱光亚说：“想。”
8个月后，朱光亚与世长辞。朱明远说：“我们会把父亲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马兰，让他……让他留在那儿吧！”
大粗大细。凡是不感兴趣的，他就眼皮一耷拉——
细推物理即是乐，细微之处总关情
有人评价朱光亚，凡是不感兴趣的，他就眼皮一耷拉。
——有多少钱，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原秘书长葛能全回忆，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奖”的100万元港币奖金，马上提出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葛能全说：“能不能捐一部分，比如说50万，你自己留50万。”朱光亚眼皮也不抬：“按我说的办。”第二天，葛能全去办理捐款手续前，又特意提醒：“要不要留一部分？”朱光亚只说了两个字：“不要。”
——坐什么车，他不在意。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不是汽车，而是自行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骑到90年代初，直到70多岁，还常常骑自行车外出。其实，组织为他配有汽车和警卫。
——吃什么饭，他不在意。中国工程院成立之初，连个食堂也没有，院长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普通盒饭，每次还把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包好带回家。他最爱吃的菜，不过是湖北老家家常菜：排骨莲藕汤、夹干肉。
——穿什么衣，他不在意。人们说：“他身上穿的，总是那套旧军装。”
然而，有时候朱光亚却“细”得让人匪夷所思——
老秘书张若愚回忆：有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告诉他，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批阅文件，他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不但修改内容，连病句、错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认真修改，而且字迹工整。
他的军装，也像文件摆放一样井然有序，每个衣服箱子里都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箱子里放的是冬装还是夏装，一目了然。
他抽屉里放的铅笔、橡皮、小刀都是有数的，孩子们有时悄悄拿走一个，他马上就会发现。他还经常拿台历反面写东西，如果只需要写一句话，他会撕一条下来，而不是用整张纸。
朱光亚有个“百宝箱”，放着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长子朱明远结婚时，朱光亚送给他一个收音机。一次收音机出了故障，只得暂置一旁。谁知不久，收音机就被父亲拿去悄悄修好了，朱光亚还特意留了一张字条，告诉儿子哪个按键被修理过，使用的时候要轻一点……
让子女们叹惋的是，81岁才正式退休的父亲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偶尔在家听听古典音乐和京剧就是一种享受。没有人会想到，当年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曾是合唱团里的男中音。
朱光亚曾说，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决定发展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不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核武器。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民，这是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
1971年，他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朱明远感慨：“我觉得我父亲一生够本了，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儿。”
朱明远敬佩：“尽管他干了那么多事，也从没见过他手忙脚乱过。”
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7岁。
那天，北京白雪皑皑，天地缟素。
含泪望长空，很多人动容地说：“钱学森钱老走的那天也下雪，真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