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以及妻子心目中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中等个，长圆脸，总是笑微微的。钱学森吃过20年的洋面包，他的成就虽蜚声中外，可是他看上去就跟寻常百姓那样普通。正如夫人蒋英所说；“他其实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止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的人都能谈得开。”
蒋英是我国现代着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从小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哲人说，爱是彼此心灵的联盟。爱侣之间常常被对方美丽的东西所吸引，包括人品与学识。钱学森与蒋英便是这样。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一生对金钱、对地位、对荣誉很淡漠。”
“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人民幸福。”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一个月只有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拿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1958年至1962年，钱学森曾拿到好几笔上千元的稿费，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钱学森对这些钱并没有动心。他拿到这些稿费后，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香港有关方面为表彰钱学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曾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第一次，钱学森让秘书将100万港币的奖金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第二次又是100万港币。蒋英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钱学森幽默地回答：“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不久，这100万元又如数捐了出去。
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普通青年郝天护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未料，一个月后郝天护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如此坦荡，如此关爱。“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今已白发苍苍的东华大学教授郝天护动情回忆。郝天护珍藏的这封信，只是钱学森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给千余人和单位的数千封亲笔信中的一封，信虽不长，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感受到一位科学家治学严谨的精神。
当然，钱学森也写过“尖利”的信：“我对经济学只是个小学生，怎能滥竽充数，混迹于学术顾问委员会之中？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决不应败坏学风呀！所以退回聘书，请谅！”这是他对一家出版社诚聘他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顾问的回信。他生怕别人不按他的意见办，还将聘书中“钱学森”3个字用红笔画了个大“×”。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说自己宁可什么‘官’也不当，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他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如有所得，就十分高兴。”蒋英说得很平实，却使听者心底升起一缕缕敬意。
不知细心的人们发现过没有，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难道钱学森是被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荣臻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年，中国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学森（科协二届副主席）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于是， 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当他在致辞时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盛情难却之下， 钱学森才不得不出任了下一届科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 钱学森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他的夫人蒋英如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的确，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颁发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在崇高的荣誉面前，钱学森仍然像平常那样朴实、谦逊、平易、诚挚。在致答词中，他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讲几句“感谢话”，以“礼尚往来”，而是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他有点不识时务，是不是有点迂腐？不了解他的人有点搞不懂，而熟悉他的人却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了，有一次就在不久前。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个人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交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么激动。
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简直激动得睡不好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这一席话在人民大会堂如此庄重的场合讲，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细品一下，他又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得体、多么贴切又多么深刻啊！钱学森看轻的是个人名利、荣誉，看重的是祖国，是党，是人民！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1985年3月9日，钱学森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写得十分坦率：“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这位领导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主帅，其思想、品德、情操，堪称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的爱国情结十分赞许。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本来也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飞机机械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钱学森很幸运，冯·卡门这位以学风严谨着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竟破天荒地接收了他。
“在这里，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钱学森原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然而，他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新中国似乎就像婴儿即将呱呱坠地。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决定与我重返美国，以积蓄力量，准备为日后新中国效力。”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了，工作更加埋头苦干，研究更加勤奋。他在悄悄地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
1949年中秋，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开始在心底盘算如何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5年多的折磨。他对我说他是中国人，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在这5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诱惑，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在这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蒋英作为忠实伴侣，与钱学森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终于苦熬到了获准回归的一天。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是在外交努力下‘奉送’回祖国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1955年10月，钱学森带着妻子与一双儿女转道回国，当时内心的激动自然难以言表。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回来后，中央向他交代由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设想，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的几间房子，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筹备处。距此不远处，他们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尽管与美国洛杉矶那豪华的别墅式花园住宅相比显得四壁萧然，但这陋室毕竟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们终于可以坐在自家的书案前泡一壶家乡的龙井茶，我们那时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富有情趣且有魅力了”。
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近九旬的钱学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他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有关报道，还催着要身边工作人员给他买有关的参考书。耄耋之年的钱学森倚靠床头，认真学习和思考，并不时向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学习的体会。他说：“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学森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中国第一枚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要想成为一个着名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献身精神，要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决心，敢于攻关，不畏艰险，而不能投机取巧。如果说他今天有什么成就的话，可以说就得益于他具有这些素质。”蒋英如是说。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他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
那期间，钱学森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也没有书信寄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蒋英问他去哪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应付过去。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时，不无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吗。”接着，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00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后，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蒋英说，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导弹之父”钱学森虽然并不是具体抓每一项技术工作，但在每项技术工程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后来由于身体的缘由，他不可能坚守岗位，但他仍然一直心系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科技工作者也处处可以感知他的存在。几十年来，受过他直接指导、得过他帮助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晚年的这位科学巨匠，仍然能条理清楚地与人对话，每天他靠在床前的小书桌上还能阅读字号不大的书刊。有人曾开玩笑说，除了腿脚不太灵便外，他的身体的其他“零件”磨损得并不厉害。如果说他和爱因斯坦同样具有充满智慧的大脑袋的话，那么与爱翁头发蓬乱、胡须不修相比，钱学森显得更加潇洒飘逸、深邃空灵。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稔熟，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很高。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辆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如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些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那个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要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音下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
到了晚年，钱学森夫妇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乐诗人，是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还和我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哩。”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他曾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他与蒋英爱情的结晶。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他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床前小桌板上每天都摆满了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地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
2009年10月31日上午，“科学元帅”钱学森在北京病逝，他的思维停止了忙碌。他的儿子钱永刚回忆说：“10月29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担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哎，还是有点晚了。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钱永刚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
这就是一个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钱学森，一个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
